论情感人类学的发展与现状
2017-05-22 11:57:34 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 2015 作者:张猷猷1，奉莹2
论情感人类学的发展与现状
张猷猷1，奉莹2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29；2.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20)
摘要：在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情感的浪潮。可到如今，学界对情感人类学的界定和对其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均莫衷一是。西方人类学家对“大人类学”的构想曾存在于北美与欧陆，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文章旨在勾勒出西方情感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介绍当下东西方情感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现状。从情感人类学的视野展开对西方人类学历史与现状的论述，对我们重新认识“西方”十分重要。
关键词：情感人类学；“心理-情感”模式；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人类学界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潮流。这些观念以及诸多所形成文字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田野调查、民族志书写、批判方式等人类学核心理论和方法论的认识，生产了对传统人类学知识生产即经验研究的怀疑。
可是在西方人类学界，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最为明显的领域除了“新民族志”之外，还有文化研究和情感人类学。可是，这两个领域之所以未受国人重视我想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中西人类学的发展仍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西方的学科知识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上之后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在中国未必会受到“热议”或“热捧”；第二个是客观因素，这两者虽是在欧美的发展虽正处于方兴未艾之中，可也未能独树一帜，故尔学者们未将其作为是独立的分支学科和系统的知识体系进行引介。
而关于情感的研究在西方人类学界很长时间也被刻意地忽视，主要原因是自启蒙以降的理性观，使得人们认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是实证研究。人类的情感自然不在“理性-进化论”时期研究范畴之内。
收稿日期：2014-10-18
作者简介：张猷猷(1982-)，男(满族)，湖南株洲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主要从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奉莹(1980-)，女(瑶族)，湖南长沙人，博士后，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人才研究。
可是从学科史来讲，作为一门关于情感的“新人类学”在西方人类学思想史中的历史可谓并不短暂，与我们后来称为的“古典人类学”有着不解之缘。其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哈登(Alfred Charles Haddon)率领的那次对托雷斯海峡著名大冒险。在这个团队中有几位具有着心理学知识背景的人类学家，如：里弗斯(W. H. Rivers)、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
一、“心理—情感”研究模式
在这一团队中对“心理-情感”模式建树最大的要数里弗斯。有着病理学和心理学背景的他在1892年时曾只身前往德国，与当时心理学领军人物耶拿(Jena)学习心理学理论，返回英国后在伦敦教授实验心理学课程并在一年之后在剑桥大学教授感官心理学理论，这些课程与讲演稿后来被整理成为感官与视觉的主体论文得以面世,其中包括了以“精神主体”为研究框架的托达人(The Todas)。
里弗斯在人类学领域对于“心理-情感”模式的热情是想把人类学引入一个新兴领域的研究路径，以便更好地与国际学术圈接轨。为此，他加入了“英国心理理学协会”的诸多活动中，并致力于人体的情感系统研究。 在民族学与情感研究的交叉领域内，里弗斯将注意力放在了美拉尼西亚社会(Melanesia)， 他发现在在英国的亲属称谓中姑母(父亲的姊妹)在美拉尼西亚虽然与她的血亲集团存在着自然、客观的联系但在情感上却遭到了格外地排斥，因此无法与英国存在的社会事实那样具有可比性。所以并不能仅凭血亲关系去寻找家族的历史与社会关系。 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之后关于情感如何在亲属关系中的实际运作，情感研究在“古典时代”的英国人类学界初露端倪。
在一战期间，包括里弗斯在内的许多人类学家加入了英军在利物浦和爱丁堡的精神病医疗机构服务。 他们分析在战争中英军官兵如何能使身体机理和情感创伤中恢复过来。 一战及其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英国人类学家的努力以及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心理-情感”研究路径在人类学中影响日甚。在1922年里弗斯就任“英国皇家人类学协会”主席的演讲时，里弗斯表明了他想建立一个类似于后来美国人所强调的“大人类学”的全局性和整体性的考虑。 根据他本人和许多受到德国心理学影响的英国人类学家们的学术兴趣和个人经验，“心理-情感”模式占据着“大人类学”学科设想的相当比重。可并未如其所愿。
在“功能-结构论”时代的英国人类学被意识形态上的理性主义和田野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套牢，在理性与感性的天平中逐渐地倒向了前者，但还是残留了一些情感研究的只言片语，比如：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笔下的安达曼岛人所进行的死亡仪式中的情感流露，仪式如何激发出人们的情感，同时情感又将仪式推向高潮。 但是，此时的人类学情感研究已经和里弗斯所设想的“大人类学”理念相去甚远，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方法点缀。
二战后的英国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有所不同，在一段时间之内还是受功能论的影响为主。关注的仍然是理性主义，以及社会变迁、社会冲突和“新结构主义”等。这些以英国本土特色为主的研究范式在后现代思潮形成之前一直占据着学术的主旋律。
与英国相比，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具有着自身独特的学术土壤。美国现代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一方面在德国专攻于心理学；另一方面他是地地道道的反种族主义者。所以，在人类学和心理学中，他均认同人类不分肤色、不分种族的心智一致说。美国人类学在博厄斯及其之后发展的这一脉络强调不同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与真实性， 可博厄斯不仅是一个经验论者也是一名十足的宇宙论者，这致使他在研究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强调物质背后的情感因素和精神世界，比如，他对原始艺术的研究。
在学术研究中，博厄斯有意提升“心理-情感”模式在人类学中的位置是为了对抗“理性-进化”研究模式。因此在经验研究上他必须基于特殊历史、特殊社会的理解，而在研究逻辑上为了抗衡西方哲学主客二分法，又必须在现象与思维主体之间寻找出路。所以，美国当时的人类学作品与欧陆进化论那种使用比较法所展开的“全球通史”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何将“心理-情感”模式与人类学概念和方法相结合，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使用了一些巧妙地策略。博厄斯开始对心理学进行了批判， 而后转向与心理学进行合作。在一篇名为“原始人的心智”一文中，作者反向提出了“原始人”与“文明人”有着相同的逻辑语言能力和对感知的感悟能力，人类具有不同的精神特质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是后天文化造成的。 在经验研究方面，博厄斯和他的一些弟子们显然更加倾向于语言方面，他认为文化与语言的起源两者是平行关系，知晓一方也必然会知晓另一方，而在语言研究的刺激下，他开始更加肯定“心理-情感”研究模式在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论地位，因为根据当地语言的使用可以对文化和集体的情绪做出分类。
如果说，上面的概述是表述美国人类学自生的情感人类学研究基因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因素促使它的发展是来自外部的，那就是当时在欧洲兴起的“功能-结构论”。特别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在美国的讲学，刺激了北美的本土学者。而这一人类学研究范式多与社会学相结合，倡导将文化功能化，这一点也促使了美国人类学走向与历史学、心理学的结合之路。
在博厄斯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们也对“心理-情感”模式产生了更深和更广泛的兴趣，在理论和方法的道路上人类学不仅可以提炼出“文化模式”这一的极具影响力的概念而且还可以总结出像“行为模式”这样带有浓厚心理学和交叉学科特征的概念类型。 在这一时期，美国人类学出现了许些致力于将“心理-情感”模式融入到传统人类学的分析研究路径上来，如：《文化模式》(1934)、《菊花与刀》(1946)、《写作与儿童》(1953)以及华裔美国人类学许烺光先生的一些作品等。这些作品的问世逐渐开起了人们通过“心理-情感”来理解文化、社会的视角。
美国人类学的“大人类学”梦想在西方世界中算是较为成功的案例了，这和美国本土没有受到战争影响和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很有关系。但是二战后的发展“心理-情感”模式虽然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但也并非是学术的主流。学界的代表人物如：怀特(Leslie White)、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人信奉的均是“新进化论”，以及后来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派”。可见，理性主义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学科追求的精神气质。
二、情感研究与结构人类学
在“实证-结构论”时期，将人类学的情感研究推向另一个高度的当属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在《神话学：生食与熟食》“五官的赋格曲” 一章中，作者使用了“神话-逻辑”的研究方法解释了美洲印第安人关于短暂人生和长生不死的神话。与其他神话研究所不同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使用了感觉代码(味觉、触觉、视觉)的相互对立与转换、沿着螺旋式的轴展开来体现不同民族、动物的情感特征和亲属关系，以及这些情感特征与文化背后所体现的生死观和宇宙观，由此来推测神话的隐秘统一性。
由于丰富的个人阅历，列维-斯特劳斯早就注意到了职业活动和情感体系之间存在着同根共源的关系。在1978年出版的妙趣横生的《嫉妒的制陶女》中，美洲的夜莺具有嫉妒、自私、吝啬、贪婪等性格情绪特征以及与其对立的鸣禽、树懒(对否？？对)等，从这些动物表现出来的口欲和肛门欲的情感和脾性出发，作者通过描述陶器的制造、夫妻间嫉妒、不和与夜莺这三者之间的经验范畴和象征价值，从而阐述美洲大陆的人种分布、神话结构与思维逻辑的关系。 (页码??)
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兴起的有关神话、结构与情感讨论和争议为文化的描述和阐述提供了一种民族志的表述方式。 (页码??)但这样的研究范式只是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视野上吸收了一些西方传统“心理-情感”研究的模式，以及某些哲学的分支学科的方法，把这些情感信息进行编码，通过对不同知识和面向的信息码进行关系的转化，使得神话研究更加地丰富、逻辑上更加完美。却并非针对情感本身的经验实践与理论探索。
三、情感人类学的研究旨趣
在后现代理论开始兴起之前，这些关于情感的人类学研究虽然已经开始发展，但是却并没有把情感上升到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对于情感的概念更是莫衷一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在研究的本体论上承认过去经验研究对人类学的限制和缺陷，理性主义始终要高于非理性因素。在研究对象上，人们仍然普遍认为社会文化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而不是“情感事实”。
情感人类学逐渐摆脱以上的困境和三位思想家有关，他们是：保罗?利科(Paul Ricouer)、福柯(Michel Foucault)，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这三者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关而彼此也有相关性。在利科的作品中许多作品中(如：《历史与真理》 )谈及了如何研究人的方向与方法，重视对情感、情欲的意义探究，使得人的意义、价值观、情感世界成为研究人的新领域，使研究人的知识论体系从单一的实证主义增加了现象学与解释学的维度。福柯反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情感特质与权力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欧洲近代化以来的性不是像以前认为的那样是被压抑的而是通过权力部门再不断地被激活；基督徒“苦行”不是出于“原罪”而是出于“自我的教化”。 而埃利亚斯认为，欧洲文明化的过程就是对人类肢体暴利的控制，他相信人类情感的变化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类似如：攻击欲、战斗欲。 埃利亚斯综合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的视角不仅搭建了一种情感研究框架而且成为体系最庞大、最具有启发性的相关研究作品。
情感人类学也经历了一个“建构论”时期，因为在后现代的初期，“建构论”似乎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流，但其问题在于“建构论”适用于所有的问题研究，从而无法彰显情感的特殊性，更没有直接面对情感本身。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情感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开始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要归功于埃利亚斯对西方近代化过程中观念与情感的变迁给予了独到的历史社会学解释，以及一些人类学家对宗教、仪式与社会权威的深入研究。
对于莫斯(Marcel Mauss)关于礼物中“豪”(hau)的概念，情感人类学的研究逐渐认识到礼物的流动并不是完全因为物品中有精灵或者是神秘力量，而是由神圣之物所激发的情感，既不神秘，也不是附生现象。 面对收礼者未能如期回报礼物，施礼者会产生失望、羞愧、悲伤、愤怒等情绪，从而有可能导致他们诉诸巫术和暴力，对收礼者进行处罚从而恢复自己的名誉和修复情感。这样的视角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民族-情感”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既是社会的，又是理性和情感的。 更进一步的阐述这一主题的是马斯奇欧(T. Maschio)关于饶图人(Rauto)的情感人类学研究，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情感比其他都更能充分表明现象和经验。 林德洪(Lindholm)对巴特(Fredrik Bath)在上世纪中期观察到的斯瓦特人的社会政治组织研究中发现，虽然此处的海拔较高、土地资源稀缺、人们需要精耕细作， 人们会产生内部的差异、不平等、对抗/竞争、独立、攻击性等， 但是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友情，对陌生人的亲切和保护、庇护，因此在社会结构之外似乎还存在着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情感结构。 (页码？？)
在仪式过程中人类最能表达其情感结构(emotion structure)，在亚马逊雨林到菲律宾及其广大的中间地带均是近年来情感人类学的研究重镇。罗萨尔多(M. Z. Rosaldo)对菲律宾艾朗特人(Ilongot)的猎头史进行研究。在这项行动中由者年长者指导年轻人，让后者释放自己的暴力与激情，前者则强化自己的权威。 (页码？？)
而美拉尼西亚社会是一个以物品交换机制所建立起来的“阶序”社会。康奈尔(F. Connell)对菲律宾的宾卡(Bicol)研究表明在被西班牙和美国殖民之后当地人虽然信封天主教，实际上传统的巫师、精灵等在生活上仍然更具有信仰基础的地位，如何把各种文化进行调整？只能从当地人的情感结构深处中的怜悯与爱才能理解这一历史文化过程。 (页码？？)
情感除了是人类学所强调的“整体性”的一部分之外，如何对身体、情感、文化进行感知也是当下人类学所研讨的一个十分新颖的话题。一群加拿大学者对这一领域有着明显的研究优势，特别是康斯坦斯?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页码？？)
牛津大学的艾瓦特(E. Ewart)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亚马逊雨林中的帕拉那人(Panara)的研究所采取的策略是将视觉、听觉和语言表达看成是一个双向和多项的情感表达系统，只有部落中有地位的人才能进行演说，他们占据着部落的中心，妇女则散落在边缘，听众只能带着耳朵来聆听不可随意打断。这表明人们具有普遍的相互信任、依赖、爱，一个好的演说者可以通过演讲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女人在重要的仪式中跳出优美的舞蹈，情感的体验表现在美学与道德的一致性，他们是一群深情的、感性的民族。
另一项十分有趣的研究是关于“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市场经济转型、消费实践中味觉、情感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多数的俄罗斯人来说，拥有和享用外国商品不仅表现自己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他的经济活动能力之外，这些商品也提供了他们如何表述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机会。人们在对国家不满的时候，往往会消费更多的外国商品。而在排斥追求和模仿欧美商品的行为时，则体现了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怀、民族主义、地方概念，利用消费者对国家的自豪感来战局更多的市场份额。 不同的消费方式代表了受到苏联解体影响之下社会不同群体的反应和成长过程，显然，人们存在着一个“情感惯习”(emotion habit)来维持社会的传统与秩序。
也不乏从中国传统感官概念做进一步探索的情感人类学的论文，如牛津大学的许小丽(E. Hsu)。她强调了感知之所以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与研究是因为在科学上总是模凌两可、难以界定。在的论文以传统中国文化为理论资源，中国人所说的“窍”(openings)、“热”(hot)等进行阐述，她发现从人们的“神态”中可以感知出不同的情感。 诚然，从宗教史角度来看，自然的人与超自然神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凭借着“超感官”力量所实现的。
在以“感官-情感”的研究模式中，学者们注意到如何通过重新界定感官及其概念，如何研究个体、群体与外部世界的沟通渠道来进行双向与多向度之探索，通过把握感官来分享经验世界、通过对感知世界的研究来打造一个知性的世界。
四、情感人类学与中国人类学
中国人类学(含台湾地区)对情感人类学这一问题的关注大致始自世纪之交。台湾地区跟进这一研究旨趣的代表作品可推余德舜主编的《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这是一部集合了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传播学等学科的主题是围绕物质文化与身体感如何来认知世界？其中部分文章涉及到了情感问题的研究，如对“烦”的研究。 除了能产生学理上的共鸣之外还能让研究者进入到研究对象的内心深处，由小见大。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出版的《礼教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主要讨论了十七世纪以降“情欲觉醒”和“礼教复兴”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两大发展特征，这两股力量看似对立却又不断地在对话，凸显了那个时期社会文化的情感分化以及文化功能化。 (页码？？)
此外还有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述说、记忆与历史：以‘情与文化’为核心的论述”；“情感、情绪与文化”等。最为重要的是该所出版的《人观、意义与社会》这部论文集，涉及14个主题论文，有多篇涉及到情感研究的问题，以潘英海先生的“面相与一个中国‘人’的观念”为例，他从面相对于人的生物体、社会体、象征体、意义体、实践体的建构的路劲入手对中国的人观进行分析和讨论，文章受到福柯等关于情感研究的理论启发，讨论了面相中的人观，探索了人的自我关照、实践与情感之间的理论可行性。
历史、语言学家杨联陞先生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文化中的“报”文化。他上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经典、江湖文化下到社会关系分析了“报”在维系中国人社会关系中的价值，从而将中国人的情感价值(善恶、期许、报偿)、儒家之道德伦理(德、恕)与宗族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认为它可以贯穿中国各个社会阶层，是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
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在研究中国家庭传统关系“父子轴”中包含着“仁”的儒家理念，体现了中国人的父子之间以爱、孝为特点的情感与文化特质。中国人的自然情感与文化所形塑的社会道德、亲属集团及其继嗣均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页码？？)并且这一关系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互动的场域当中体现了心理与社会的动态平衡。
庄孔韶教授在爬梳先秦儒家经典时强调了“过化”的概念及其儒学实践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所为的“过化”通俗来说就是古代儒家圣贤用仁义、孝悌、亲慈等自然情感和文化道德来感化民众。圣贤们出了自己身体力行之外还要使用语言和文字对它们进行播化。而在方法论上强调本土人类学的“直觉主义”，它不仅基于中国人的情感相通而且也是中国哲学、哲人之思维方式和民众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再思与“过化”的传播方式，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中国人的某些“先在理念”之来源、检视早期儒学过程、诠释文化哲学之实践所创造的亲属制度还可以洞察中国人性当中的以墨渍弥散的非强力推进之“自我教化”之理念与实践。
不过从当今中国人类学对情感问题的重视和总体研究情状来看，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学术水准上都与国际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差距。它既没有学术团队对其进行研究，也没有形成一定的学术机构，所以还不具备形成一个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成熟条件。
五、结语
在后现代之前，人类学的情感研究在英美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前者更偏向于弗洛伊德主义、心理病理学、生活史等，在研究范围上较为集中于非洲、南太平洋、澳洲地区；而美国人类学则更偏向于语言学、社会心理学、人格论等，北美和太平洋地区是他们关注的地区。
在当下人们所称的“情感人类学”这一术语产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它的理论来源十分复杂。之所以受到热捧其缘由也正是因为其交叉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魅力所在，在理论的发展上存在着较大空间，同时也存在着受其启发的相关性研究，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现代性的探讨。
情感人类学的跨学科性较强，要对其进行理论突破，对传统概概念——话语、规训、实践、能动——进行整合或者替代，保卫政治上的自由。 同时，这样的特点也导致了有时难以分清楚研究客体的具体边界。加之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进展，特别是在生物学和心理学领域，以及对人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对理性主义的进一步反思，可这并不意味着它向玄学、天意论和原教旨主义的靠拢。
以上原因都困扰着“情感人类学”是否可以作为一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当下海内外学者对此也是莫衷一是。但从学科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人类学对于人的研究大致处在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的两极之间摇摆。理性主义好比是“文”的一端，象征着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规训过程；而对于情感的研究则好比是在“质”的一端，代表着人类的自然、本真与质朴。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如何在这两端之间寻找一条平稳、平衡的研究之路，做到“文质彬彬”，或许将来的人类学理论发展会给我带来答案。
扩散与聚合：基督教在我国朝鲜族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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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Emotional Anthropology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8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 thought, anthropologists began to consider the concept of emotional anthropology. Nevertheless, to this day, anthropologists have still been not able to agree on a definition of this concept, or whether or not it constitutes an independent field of endeavor. While western anthropologists have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Great Anthropology,” certain differences have emerged in the thinking of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anthropologist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anthropology, introduces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is field by western and eastern anthropologists, and, by discussing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western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anthropology, seek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the ‘West’.
Key Words: emotional anthropology; model of ‘psycho-emotion’; post-modernism; balance of wayward grace and solid worth
(Zhang youyou,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Beijing 100029)
(Fengying, Chinese Academy of Personnel Science, Beijing 100120)
张猷猷1，奉莹2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29；2.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20)
摘要：在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情感的浪潮。可到如今，学界对情感人类学的界定和对其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均莫衷一是。西方人类学家对“大人类学”的构想曾存在于北美与欧陆，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文章旨在勾勒出西方情感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介绍当下东西方情感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现状。从情感人类学的视野展开对西方人类学历史与现状的论述，对我们重新认识“西方”十分重要。
关键词：情感人类学；“心理-情感”模式；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人类学界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潮流。这些观念以及诸多所形成文字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田野调查、民族志书写、批判方式等人类学核心理论和方法论的认识，生产了对传统人类学知识生产即经验研究的怀疑。
可是在西方人类学界，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最为明显的领域除了“新民族志”之外，还有文化研究和情感人类学。可是，这两个领域之所以未受国人重视我想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中西人类学的发展仍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西方的学科知识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上之后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在中国未必会受到“热议”或“热捧”；第二个是客观因素，这两者虽是在欧美的发展虽正处于方兴未艾之中，可也未能独树一帜，故尔学者们未将其作为是独立的分支学科和系统的知识体系进行引介。
而关于情感的研究在西方人类学界很长时间也被刻意地忽视，主要原因是自启蒙以降的理性观，使得人们认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是实证研究。人类的情感自然不在“理性-进化论”时期研究范畴之内。
收稿日期：2014-10-18
作者简介：张猷猷(1982-)，男(满族)，湖南株洲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主要从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奉莹(1980-)，女(瑶族)，湖南长沙人，博士后，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人才研究。
可是从学科史来讲，作为一门关于情感的“新人类学”在西方人类学思想史中的历史可谓并不短暂，与我们后来称为的“古典人类学”有着不解之缘。其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哈登(Alfred Charles Haddon)率领的那次对托雷斯海峡著名大冒险。在这个团队中有几位具有着心理学知识背景的人类学家，如：里弗斯(W. H. Rivers)、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
一、“心理—情感”研究模式
在这一团队中对“心理-情感”模式建树最大的要数里弗斯。有着病理学和心理学背景的他在1892年时曾只身前往德国，与当时心理学领军人物耶拿(Jena)学习心理学理论，返回英国后在伦敦教授实验心理学课程并在一年之后在剑桥大学教授感官心理学理论，这些课程与讲演稿后来被整理成为感官与视觉的主体论文得以面世,其中包括了以“精神主体”为研究框架的托达人(The Todas)。
里弗斯在人类学领域对于“心理-情感”模式的热情是想把人类学引入一个新兴领域的研究路径，以便更好地与国际学术圈接轨。为此，他加入了“英国心理理学协会”的诸多活动中，并致力于人体的情感系统研究。 在民族学与情感研究的交叉领域内，里弗斯将注意力放在了美拉尼西亚社会(Melanesia)， 他发现在在英国的亲属称谓中姑母(父亲的姊妹)在美拉尼西亚虽然与她的血亲集团存在着自然、客观的联系但在情感上却遭到了格外地排斥，因此无法与英国存在的社会事实那样具有可比性。所以并不能仅凭血亲关系去寻找家族的历史与社会关系。 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之后关于情感如何在亲属关系中的实际运作，情感研究在“古典时代”的英国人类学界初露端倪。
在一战期间，包括里弗斯在内的许多人类学家加入了英军在利物浦和爱丁堡的精神病医疗机构服务。 他们分析在战争中英军官兵如何能使身体机理和情感创伤中恢复过来。 一战及其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英国人类学家的努力以及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心理-情感”研究路径在人类学中影响日甚。在1922年里弗斯就任“英国皇家人类学协会”主席的演讲时，里弗斯表明了他想建立一个类似于后来美国人所强调的“大人类学”的全局性和整体性的考虑。 根据他本人和许多受到德国心理学影响的英国人类学家们的学术兴趣和个人经验，“心理-情感”模式占据着“大人类学”学科设想的相当比重。可并未如其所愿。
在“功能-结构论”时代的英国人类学被意识形态上的理性主义和田野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套牢，在理性与感性的天平中逐渐地倒向了前者，但还是残留了一些情感研究的只言片语，比如：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笔下的安达曼岛人所进行的死亡仪式中的情感流露，仪式如何激发出人们的情感，同时情感又将仪式推向高潮。 但是，此时的人类学情感研究已经和里弗斯所设想的“大人类学”理念相去甚远，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方法点缀。
二战后的英国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有所不同，在一段时间之内还是受功能论的影响为主。关注的仍然是理性主义，以及社会变迁、社会冲突和“新结构主义”等。这些以英国本土特色为主的研究范式在后现代思潮形成之前一直占据着学术的主旋律。
与英国相比，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具有着自身独特的学术土壤。美国现代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一方面在德国专攻于心理学；另一方面他是地地道道的反种族主义者。所以，在人类学和心理学中，他均认同人类不分肤色、不分种族的心智一致说。美国人类学在博厄斯及其之后发展的这一脉络强调不同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与真实性， 可博厄斯不仅是一个经验论者也是一名十足的宇宙论者，这致使他在研究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强调物质背后的情感因素和精神世界，比如，他对原始艺术的研究。
在学术研究中，博厄斯有意提升“心理-情感”模式在人类学中的位置是为了对抗“理性-进化”研究模式。因此在经验研究上他必须基于特殊历史、特殊社会的理解，而在研究逻辑上为了抗衡西方哲学主客二分法，又必须在现象与思维主体之间寻找出路。所以，美国当时的人类学作品与欧陆进化论那种使用比较法所展开的“全球通史”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何将“心理-情感”模式与人类学概念和方法相结合，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使用了一些巧妙地策略。博厄斯开始对心理学进行了批判， 而后转向与心理学进行合作。在一篇名为“原始人的心智”一文中，作者反向提出了“原始人”与“文明人”有着相同的逻辑语言能力和对感知的感悟能力，人类具有不同的精神特质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是后天文化造成的。 在经验研究方面，博厄斯和他的一些弟子们显然更加倾向于语言方面，他认为文化与语言的起源两者是平行关系，知晓一方也必然会知晓另一方，而在语言研究的刺激下，他开始更加肯定“心理-情感”研究模式在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论地位，因为根据当地语言的使用可以对文化和集体的情绪做出分类。
如果说，上面的概述是表述美国人类学自生的情感人类学研究基因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因素促使它的发展是来自外部的，那就是当时在欧洲兴起的“功能-结构论”。特别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在美国的讲学，刺激了北美的本土学者。而这一人类学研究范式多与社会学相结合，倡导将文化功能化，这一点也促使了美国人类学走向与历史学、心理学的结合之路。
在博厄斯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们也对“心理-情感”模式产生了更深和更广泛的兴趣，在理论和方法的道路上人类学不仅可以提炼出“文化模式”这一的极具影响力的概念而且还可以总结出像“行为模式”这样带有浓厚心理学和交叉学科特征的概念类型。 在这一时期，美国人类学出现了许些致力于将“心理-情感”模式融入到传统人类学的分析研究路径上来，如：《文化模式》(1934)、《菊花与刀》(1946)、《写作与儿童》(1953)以及华裔美国人类学许烺光先生的一些作品等。这些作品的问世逐渐开起了人们通过“心理-情感”来理解文化、社会的视角。
美国人类学的“大人类学”梦想在西方世界中算是较为成功的案例了，这和美国本土没有受到战争影响和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很有关系。但是二战后的发展“心理-情感”模式虽然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但也并非是学术的主流。学界的代表人物如：怀特(Leslie White)、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人信奉的均是“新进化论”，以及后来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派”。可见，理性主义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学科追求的精神气质。
二、情感研究与结构人类学
在“实证-结构论”时期，将人类学的情感研究推向另一个高度的当属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在《神话学：生食与熟食》“五官的赋格曲” 一章中，作者使用了“神话-逻辑”的研究方法解释了美洲印第安人关于短暂人生和长生不死的神话。与其他神话研究所不同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使用了感觉代码(味觉、触觉、视觉)的相互对立与转换、沿着螺旋式的轴展开来体现不同民族、动物的情感特征和亲属关系，以及这些情感特征与文化背后所体现的生死观和宇宙观，由此来推测神话的隐秘统一性。
由于丰富的个人阅历，列维-斯特劳斯早就注意到了职业活动和情感体系之间存在着同根共源的关系。在1978年出版的妙趣横生的《嫉妒的制陶女》中，美洲的夜莺具有嫉妒、自私、吝啬、贪婪等性格情绪特征以及与其对立的鸣禽、树懒(对否？？对)等，从这些动物表现出来的口欲和肛门欲的情感和脾性出发，作者通过描述陶器的制造、夫妻间嫉妒、不和与夜莺这三者之间的经验范畴和象征价值，从而阐述美洲大陆的人种分布、神话结构与思维逻辑的关系。 (页码??)
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兴起的有关神话、结构与情感讨论和争议为文化的描述和阐述提供了一种民族志的表述方式。 (页码??)但这样的研究范式只是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视野上吸收了一些西方传统“心理-情感”研究的模式，以及某些哲学的分支学科的方法，把这些情感信息进行编码，通过对不同知识和面向的信息码进行关系的转化，使得神话研究更加地丰富、逻辑上更加完美。却并非针对情感本身的经验实践与理论探索。
三、情感人类学的研究旨趣
在后现代理论开始兴起之前，这些关于情感的人类学研究虽然已经开始发展，但是却并没有把情感上升到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对于情感的概念更是莫衷一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在研究的本体论上承认过去经验研究对人类学的限制和缺陷，理性主义始终要高于非理性因素。在研究对象上，人们仍然普遍认为社会文化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而不是“情感事实”。
情感人类学逐渐摆脱以上的困境和三位思想家有关，他们是：保罗?利科(Paul Ricouer)、福柯(Michel Foucault)，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这三者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关而彼此也有相关性。在利科的作品中许多作品中(如：《历史与真理》 )谈及了如何研究人的方向与方法，重视对情感、情欲的意义探究，使得人的意义、价值观、情感世界成为研究人的新领域，使研究人的知识论体系从单一的实证主义增加了现象学与解释学的维度。福柯反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情感特质与权力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欧洲近代化以来的性不是像以前认为的那样是被压抑的而是通过权力部门再不断地被激活；基督徒“苦行”不是出于“原罪”而是出于“自我的教化”。 而埃利亚斯认为，欧洲文明化的过程就是对人类肢体暴利的控制，他相信人类情感的变化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类似如：攻击欲、战斗欲。 埃利亚斯综合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的视角不仅搭建了一种情感研究框架而且成为体系最庞大、最具有启发性的相关研究作品。
情感人类学也经历了一个“建构论”时期，因为在后现代的初期，“建构论”似乎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流，但其问题在于“建构论”适用于所有的问题研究，从而无法彰显情感的特殊性，更没有直接面对情感本身。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情感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开始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要归功于埃利亚斯对西方近代化过程中观念与情感的变迁给予了独到的历史社会学解释，以及一些人类学家对宗教、仪式与社会权威的深入研究。
对于莫斯(Marcel Mauss)关于礼物中“豪”(hau)的概念，情感人类学的研究逐渐认识到礼物的流动并不是完全因为物品中有精灵或者是神秘力量，而是由神圣之物所激发的情感，既不神秘，也不是附生现象。 面对收礼者未能如期回报礼物，施礼者会产生失望、羞愧、悲伤、愤怒等情绪，从而有可能导致他们诉诸巫术和暴力，对收礼者进行处罚从而恢复自己的名誉和修复情感。这样的视角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民族-情感”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既是社会的，又是理性和情感的。 更进一步的阐述这一主题的是马斯奇欧(T. Maschio)关于饶图人(Rauto)的情感人类学研究，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情感比其他都更能充分表明现象和经验。 林德洪(Lindholm)对巴特(Fredrik Bath)在上世纪中期观察到的斯瓦特人的社会政治组织研究中发现，虽然此处的海拔较高、土地资源稀缺、人们需要精耕细作， 人们会产生内部的差异、不平等、对抗/竞争、独立、攻击性等， 但是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友情，对陌生人的亲切和保护、庇护，因此在社会结构之外似乎还存在着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情感结构。 (页码？？)
在仪式过程中人类最能表达其情感结构(emotion structure)，在亚马逊雨林到菲律宾及其广大的中间地带均是近年来情感人类学的研究重镇。罗萨尔多(M. Z. Rosaldo)对菲律宾艾朗特人(Ilongot)的猎头史进行研究。在这项行动中由者年长者指导年轻人，让后者释放自己的暴力与激情，前者则强化自己的权威。 (页码？？)
而美拉尼西亚社会是一个以物品交换机制所建立起来的“阶序”社会。康奈尔(F. Connell)对菲律宾的宾卡(Bicol)研究表明在被西班牙和美国殖民之后当地人虽然信封天主教，实际上传统的巫师、精灵等在生活上仍然更具有信仰基础的地位，如何把各种文化进行调整？只能从当地人的情感结构深处中的怜悯与爱才能理解这一历史文化过程。 (页码？？)
情感除了是人类学所强调的“整体性”的一部分之外，如何对身体、情感、文化进行感知也是当下人类学所研讨的一个十分新颖的话题。一群加拿大学者对这一领域有着明显的研究优势，特别是康斯坦斯?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页码？？)
牛津大学的艾瓦特(E. Ewart)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亚马逊雨林中的帕拉那人(Panara)的研究所采取的策略是将视觉、听觉和语言表达看成是一个双向和多项的情感表达系统，只有部落中有地位的人才能进行演说，他们占据着部落的中心，妇女则散落在边缘，听众只能带着耳朵来聆听不可随意打断。这表明人们具有普遍的相互信任、依赖、爱，一个好的演说者可以通过演讲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女人在重要的仪式中跳出优美的舞蹈，情感的体验表现在美学与道德的一致性，他们是一群深情的、感性的民族。
另一项十分有趣的研究是关于“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市场经济转型、消费实践中味觉、情感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多数的俄罗斯人来说，拥有和享用外国商品不仅表现自己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他的经济活动能力之外，这些商品也提供了他们如何表述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机会。人们在对国家不满的时候，往往会消费更多的外国商品。而在排斥追求和模仿欧美商品的行为时，则体现了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怀、民族主义、地方概念，利用消费者对国家的自豪感来战局更多的市场份额。 不同的消费方式代表了受到苏联解体影响之下社会不同群体的反应和成长过程，显然，人们存在着一个“情感惯习”(emotion habit)来维持社会的传统与秩序。
也不乏从中国传统感官概念做进一步探索的情感人类学的论文，如牛津大学的许小丽(E. Hsu)。她强调了感知之所以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与研究是因为在科学上总是模凌两可、难以界定。在的论文以传统中国文化为理论资源，中国人所说的“窍”(openings)、“热”(hot)等进行阐述，她发现从人们的“神态”中可以感知出不同的情感。 诚然，从宗教史角度来看，自然的人与超自然神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凭借着“超感官”力量所实现的。
在以“感官-情感”的研究模式中，学者们注意到如何通过重新界定感官及其概念，如何研究个体、群体与外部世界的沟通渠道来进行双向与多向度之探索，通过把握感官来分享经验世界、通过对感知世界的研究来打造一个知性的世界。
四、情感人类学与中国人类学
中国人类学(含台湾地区)对情感人类学这一问题的关注大致始自世纪之交。台湾地区跟进这一研究旨趣的代表作品可推余德舜主编的《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这是一部集合了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传播学等学科的主题是围绕物质文化与身体感如何来认知世界？其中部分文章涉及到了情感问题的研究，如对“烦”的研究。 除了能产生学理上的共鸣之外还能让研究者进入到研究对象的内心深处，由小见大。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出版的《礼教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主要讨论了十七世纪以降“情欲觉醒”和“礼教复兴”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两大发展特征，这两股力量看似对立却又不断地在对话，凸显了那个时期社会文化的情感分化以及文化功能化。 (页码？？)
此外还有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述说、记忆与历史：以‘情与文化’为核心的论述”；“情感、情绪与文化”等。最为重要的是该所出版的《人观、意义与社会》这部论文集，涉及14个主题论文，有多篇涉及到情感研究的问题，以潘英海先生的“面相与一个中国‘人’的观念”为例，他从面相对于人的生物体、社会体、象征体、意义体、实践体的建构的路劲入手对中国的人观进行分析和讨论，文章受到福柯等关于情感研究的理论启发，讨论了面相中的人观，探索了人的自我关照、实践与情感之间的理论可行性。
历史、语言学家杨联陞先生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文化中的“报”文化。他上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经典、江湖文化下到社会关系分析了“报”在维系中国人社会关系中的价值，从而将中国人的情感价值(善恶、期许、报偿)、儒家之道德伦理(德、恕)与宗族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认为它可以贯穿中国各个社会阶层，是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
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在研究中国家庭传统关系“父子轴”中包含着“仁”的儒家理念，体现了中国人的父子之间以爱、孝为特点的情感与文化特质。中国人的自然情感与文化所形塑的社会道德、亲属集团及其继嗣均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页码？？)并且这一关系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互动的场域当中体现了心理与社会的动态平衡。
庄孔韶教授在爬梳先秦儒家经典时强调了“过化”的概念及其儒学实践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所为的“过化”通俗来说就是古代儒家圣贤用仁义、孝悌、亲慈等自然情感和文化道德来感化民众。圣贤们出了自己身体力行之外还要使用语言和文字对它们进行播化。而在方法论上强调本土人类学的“直觉主义”，它不仅基于中国人的情感相通而且也是中国哲学、哲人之思维方式和民众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再思与“过化”的传播方式，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中国人的某些“先在理念”之来源、检视早期儒学过程、诠释文化哲学之实践所创造的亲属制度还可以洞察中国人性当中的以墨渍弥散的非强力推进之“自我教化”之理念与实践。
不过从当今中国人类学对情感问题的重视和总体研究情状来看，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学术水准上都与国际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差距。它既没有学术团队对其进行研究，也没有形成一定的学术机构，所以还不具备形成一个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成熟条件。
五、结语
在后现代之前，人类学的情感研究在英美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前者更偏向于弗洛伊德主义、心理病理学、生活史等，在研究范围上较为集中于非洲、南太平洋、澳洲地区；而美国人类学则更偏向于语言学、社会心理学、人格论等，北美和太平洋地区是他们关注的地区。
在当下人们所称的“情感人类学”这一术语产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它的理论来源十分复杂。之所以受到热捧其缘由也正是因为其交叉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魅力所在，在理论的发展上存在着较大空间，同时也存在着受其启发的相关性研究，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现代性的探讨。
情感人类学的跨学科性较强，要对其进行理论突破，对传统概概念——话语、规训、实践、能动——进行整合或者替代，保卫政治上的自由。 同时，这样的特点也导致了有时难以分清楚研究客体的具体边界。加之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进展，特别是在生物学和心理学领域，以及对人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对理性主义的进一步反思，可这并不意味着它向玄学、天意论和原教旨主义的靠拢。
以上原因都困扰着“情感人类学”是否可以作为一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当下海内外学者对此也是莫衷一是。但从学科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人类学对于人的研究大致处在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的两极之间摇摆。理性主义好比是“文”的一端，象征着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规训过程；而对于情感的研究则好比是在“质”的一端，代表着人类的自然、本真与质朴。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如何在这两端之间寻找一条平稳、平衡的研究之路，做到“文质彬彬”，或许将来的人类学理论发展会给我带来答案。
扩散与聚合：基督教在我国朝鲜族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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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Emotional Anthropology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8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 thought, anthropologists began to consider the concept of emotional anthropology. Nevertheless, to this day, anthropologists have still been not able to agree on a definition of this concept, or whether or not it constitutes an independent field of endeavor. While western anthropologists have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Great Anthropology,” certain differences have emerged in the thinking of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anthropologist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anthropology, introduces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is field by western and eastern anthropologists, and, by discussing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western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anthropology, seek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the ‘West’.
Key Words: emotional anthropology; model of ‘psycho-emotion’; post-modernism; balance of wayward grace and solid worth
(Zhang youyou,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Beijing 100029)
(Fengying, Chinese Academy of Personnel Science, Beijing 100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