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教育家潘懋元的精神世界

　　百岁老教育家潘懋元的精神世界

　　杨德广

　　摘要：潘懋元教授是我十分敬佩的老教育家，在他百岁寿辰庆贺之际，我们教育学人很有必要探索他的精神世界，以从中体察他高尚的人格、大师的风范。潘先生领导创建了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至今没有停息，是我国教育领域的“不老松”“常青树”。他的精神世界可概括为四条：创新学科、奋斗不息的精神；勇立潮头、与时俱进的精神；把事业当生命、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学生为本、大爱无疆的精神。

　　关键词：潘懋元；精神世界；精神动力

　　一、潘懋元先生是我敬佩的老教育家

　　潘懋元先生长我20岁。今年正值他百岁华诞。我十分敬佩这位老教育家，他迄今仍在带研究生、在上课，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在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才的培养，辛勤耕耘，从未停息。今年2月10日上午，我从上海家中打电话给家居厦门的潘先生，向他致以期颐之年的祝福。我还没报名字，他就知道我是谁，而且他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向我问好后立即嘱咐我，“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出门，注意安全……，”他总是时刻在关心他人。当我得悉他每天还在忙于审读研究生论文，还在看书学习时，感动不已，我无语了，眼睛湿润了！一位百岁老人，至今还在默默地工作、学习、奉献。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我一直在思索、在探索他的精神世界、精神动力。

　　我认识潘先生已整整40年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跟随他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参加他编写的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筹建工作，参与创建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工作。后来我又受聘于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和潘先生一起参加学术研讨会和研究生论文答辩会，经常聆听他思想深邃、观点新颖的讲座、报告，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他高尚的人格、大师的风范。

　　2008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潘懋元教授与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我在文中写道：“潘懋元教授是我步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引领人，是我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导师。他为人正直，一身正气，豁达谦逊，待人热忱，思维敏捷，教育观念超前，一直激励着我，是我学习的楷模。”[1]当时潘先生是88岁高龄，12年过去了，这位“中国奇人、世界达人”仍然健康地、满腔热情地坚守在高等教育第一线。我深感12年前我对潘先生的评价不足以表达他的为人为学，不足以表达我对他的崇敬之情。所以，在潘先生百岁华诞庆贺之际，我很想写一篇“潘先生的精神世界”。但我深感没有非常深厚的功底和能力写好这篇文章，我想起了“借东风”的典故，即可以借用他人的智慧来撰写这篇文章。数十年来，潘先生培养了200多名博士生，师从潘先生的“高足”就更多了。我先后请教和咨询了教育部原副部长林惠菁、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厦门大学原副校长邬大光、临沂大学原校长韩延明、汕头大学原副校长王伟廉、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许建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原院长刘海峰、现任院长别敦荣、著名学者张应强、周川、胡建华、卢晓中、余晓波、田建荣、王洪才等，建立了一个此文的雄厚实力的“后援团”，每遇到什么问题就向他们求教。我向他们请教了同一个问题：请谈谈“我心目中的潘先生”，并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述出来，不超过100字。

　　潘先生的弟子们热情洋溢、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深深感动了我，教育了我，不仅丰富了这篇文章的内容，而且还让我进一步了解到百岁老人潘先生的精神世界。正是潘先生的为人为学，才博得了每一个学生以及教育界同仁、社会各界人士、外国友人的至诚敬仰、高度评价。下面，就让我首先引用他的几位“高足”对潘先生的评价证明这一点：

　　林蕙菁说：“师从潘先生使我终身受益，他是我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楷模。”吴岩用三句话评价潘先生：“对国家来讲，他是一位杰出的当代社会科学家；对教育来讲，他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当代教育家；对我本人来讲，他是影响我一生的经师人师恩师！”韩延明说，“潘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高教泰斗，是一位贡献卓著的人民教育家，他用热血浇铸文字，用心雨滋养学生，他心心念念的都是教育，他是一座奇崛的高等教育研究巅峰。”许建领说，“潘先生是大家、楷模，令人高山仰止。先生之学问、品性和精神，如高远明灯，引我辈前行，潘先生在每一位弟子心中，是神一般的存在，尤其对我来说，是影响我一生的大师，做先生的学生，受益终生。”

　　我仔细琢磨这些话语后，最终将潘先生的精神世界概括为四条：创建新学科、奋斗不息的精神；勇立潮头、与时俱进的精神；把事业当生命、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学生为本、大爱无疆的精神。

　　二、创建新学科、奋斗不息的精神

　　潘先生是国内公认的、也是国际公认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创始人，毕生致力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为建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奉献出毕生精力。早在上世纪50年代，潘先生就开始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理论研究，编写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他亲自授课，在教学中，不断充实教材内容，丰富教学理念，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形成奠定了基础。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该学科没有发展的空间。1978年改革开放后，潘先生敏锐地看到教育的春天来了，当年5月，他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了《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一文。同年11月，《光明日报》摘要刊登了这篇文章，在高教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从此便在中国拉开了系统地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的序幕，潘先生的名字也随之被高教界所熟知。

　　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如何通过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推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相当艰难的。学科的社会创建，除了要有系统的理论建构外，还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有学会组织，二是有专门研究机构，三是有大学的学系，四是有图书资料中心，五是有专门出版社。但潘先生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对此，王洪才谈到，“潘先生是勇者，勇者不惧，他敢于担当大任。”他运筹帷幄，精心设计，一方面潜心研究高等教育理论，从1981年就编写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大纲，组织了编写团队；另一方面积极筹建专门机构、学会和学系。1978年5月，他在厦门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帮助上海、北京、湖北、江苏等地高校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1980年，由他发起、并与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上海市高教局副局长余力共同提出创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经过三年努力，于1983年5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正式成立。当时我代表上海市高教局参加了筹建工作，见证了潘先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发起人和实际操作者，从学会筹建计划书、到制定章程、大会报告，都是他组织起草的。他为了建立更多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学会，到处奔走，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他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正是他具有这种战略眼光，以及辛勤的付出，在短短的十多年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高等教育学会(分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像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1992年中国高教学会有团体会员72多个，专业委员会32个，到2009年团体会员达到700多个，专业委员会50多个。如果没有这些铺垫工程，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是不可能的。

　　创建高等教育学科，最重要的是要有系统的、独立的理论体系，潘先生为此做了艰苦探索。首先，体现在他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我有幸参加了这本书的编写工作，亲身体会到潘先生付出的艰辛劳动，以及他的博大胸怀和渊博知识。这本书从开始编写就遇到了阻力，如教育界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建立高等教育学，完全可以由教育学代替，这反映出当时“门户之见”“文人相轻”很严重。潘先生以他多年来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以及深厚的理论功底，据理力争，深刻分析了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区别：“高等教育是教育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具有矛盾的特殊性、特殊规律，比普通教育更复杂，不是普通教育一般原理所能直接解决的。”[2]他列举了高等学校面临的10大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社会结构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3]等，他说这些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大提高后必然产生的，这就必须通过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来研究、探索和解决，普通教育学回答和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该书的初稿完成后，于1983年11月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召开了审稿会，由该校党委书记、著名教育家朱九思主持。潘先生吸取了专家们的修改意见，又着重阐述了几个重要问题，如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围、高等教育学的体系、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问题等。潘先生主编的中国第一本《高等教育学》的问世，标志中国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在潘先生殚精竭虑的努力下，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把高等教育学列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从此，高等教育学学科在中国诞生了，这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第一个。

　　潘先生此时已经63岁，到了退休年龄了，但他没有退休，而是继续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倾尽全力，不断前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高校建立和发展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学学科。1993年他又创建了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担任了两任理事长，第三、四届理事长由我担任，第五、六届理事长由张应强教授担任。每年都召开一次研讨会，讨论和研究高等教育学相关问题，潘先生每次都参加，每次都发言，做主题报告，从60多岁到90多岁从未间断。凡是各地、各高校对高等教育研究、对高教改革发展中的相关问题，要请教潘先生的，他总是有求必应，亲历其境，悉心指导。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他还应邀访问过欧美、亚太地区10多个国家，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向国外推广，促进了中外高等教育学术交流。别敦荣说，“潘先生用毕生精力致力于建立高等教育学这门新学科，把高等教育学看作自己的生命，他是用生命在推动高等教育学的发展，维护高等教育学的地位。”邬大光说，“潘先生似乎就是一个为高等教育学而生的学者，在创建学科的进程中，他始终坚信学科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他用自己的生命在维护和拯救高等教育学的生命。”

　　四十多年来，潘先生这棵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常青树，绽放出艳丽奇葩，结出了丰富成果，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彰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潘先生用自己的生命力推动高等教育学的生命力。正如周川所说，“就我师从潘先生三十多年的记忆所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中的每一重要篇章，几乎都留下他思考的记录，留下他思考的成果。他实际上是把这样一种持之以恒的理论思考，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当作自己的生命方式和生命的组成部分，因而他能永葆学术青春而不知老之将至。潘先生用旺盛的生命力助长了高等教育学科的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生命力，又助长了潘先生的生命力。”

　　陶行知先生说过，“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潘先生的最大禀赋就是创建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他就是为这一大事而来，为此终生奋斗不止。潘先生的生命如同高等教育学科一样青春常在，熠熠生辉。

　　三、勇立潮头、与时俱进的精神

　　潘先生是位老而不老的“不老松”。“老”是指他的年龄老了，早就超过了古稀之年、耄耋之年，已进入期颐之年。但是他的头脑未老，心理未老，精神未老，他至今还身体矍铄，思想深邃，思维敏捷。直到2017年7月，97岁高龄的潘先生还到北京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年会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并在会上做了精彩演讲。

　　四十多年来，他在高等教育理论方面，一直勇立潮头，以超前的思想起着引领作用，建立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他系统地论述了高等教育学的历史、内容、原理、教学、科研、教师、学生。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方面，我可以罗列出许多新的理念观点，都是潘先生最先提出来的。他最早提出高等教育的外部和内部规律，最早提出高等教育要主动迎接高新技术的冲击，最早提出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商品(市场)经济的冲击，最早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要“适度超前”，最早提出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方法论，高等教育要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要加强高等教育法制建设、重视高等教育公平发展，要大力发展和保护精英教育，要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等等。潘先生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的新颖观念及丰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同时也为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教育规划、重大决策政策，发挥了重要的智囊作用。

　　老人，往往给人的印象是年迈、落后、保守，但是在高教界提到“潘老”，总是给人以“有新思想、新见解、新观念的大师”的感受。每次召开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研讨会、论坛，许多人都是冲着潘先生去的，只要听说潘先生到会，很多人趋之若鹜，专门去聆听他的报告。因为都有新的收获，都能从他那里寻找新的理念、新的研究成果来指导工作。对此，别敦荣说，“潘先生年龄虽大，但始终站在教育最前沿思考问题，有新观念、新思想，从不保守，每次开会、报告、讲话，都有新的内容、新的理念，给人以启迪和教育。”

　　在这方面我有切身的体会，我就是潘先生新教育理念的受益者。我先后在5所高校工作过，担任了十多年的行政管理工作。我就是经常从潘先生的教育理念中寻找答案，排除疑难，开展工作。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师大担任校长期间，当时教育经费不足，学校办学十分困难，教师待遇不高，人心不稳。我根据潘先生提出高等教育外部规律，即“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必须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的发展)服务”[4]，积极主张高校要在为社会服务中发展自己，要发展教育产业、建立教育市场。但正当我开始大力发展教育产业时，教育界刮起了一股“教育人本论”的片面观点。有人认为，教育是为培养人服务的，不是为社会服务的，“教育就是教育”，教育必须与社会保持张力，保持距离，他们打着教育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经济工具的口号，反对教育为社会服务。我当时写了好几篇文章，如《关于建立教育市场的思考》、《高等学校要走进市场才能走出困境》等，就受到不少人的批评，压力很大，难道我错了吗？我又认真学习了潘先生的教育理念。潘先生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运用市场这个手段”。[5]1993年潘先生在《求是》杂志上发文提出的“高等教育必须主动适应市场经济”，解除了我的疑虑。我还当面向潘先生请教过，潘先生说，“高等教育不适应市场经济，难道还要适应计划经济吗？”这句话坚定了我“发展教育产业、建立教育市场”的信心。后来，我根据上海基础教育和人才市场的需求，充分利用学校丰富的教育资源，拓展中、小、幼师资培训市场，开发成人教育市场，发展大专自学考试辅导班，开设非学历大专课程班和研究生课程班，创办老年大学等，并运用市场机制、利用社会资源开发新校区，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效益。当时，上海师大每年发展教育产业的收入有2亿元，接近政府一年给我校的教育拨款。经过7年的努力，学校办学条件改善了，教职工住房改善了，教师待遇提高了，队伍稳定了。1995年全校在校大学生为8200人，研究生170人，夜大学学生950人，外国留学生150人，到2003年分别发展到了2.3万人、1500人、1.5万人、500人，本科招生人数每年从1千多人发展到6千多人。7年时间里校园建筑面积也从20万平方米，发展到50万平方米，1千多户教职工搬进了新房。

　　以上这一事例也表明，理论一旦被掌握并应用到实践之中，便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些成果的取得，与潘先生的先进的教育理念的影响和指导分不开的。

　　之所以说潘先生是一棵老而不老的“不老松”，是指他一直在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而且观点超前。周川说，“潘先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非凡的思考力，这是一种始终旺盛而敏锐的理论思考力，这种思考力来自他渊博的知识、扎实的理论功底。”

　　潘先生这棵勇立潮头的“不老松”，不仅体现在理论观点上，而且运用于实践之中，解决现实问题。下面举一例证明。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经济大发展的必然产物，但社会认可度不高。原因之一是教育主管部门把高职院校定位于专科层次，把高职与专科划等号，断绝了高职学生升本的梦想。于是不少学校用“专升本”的方式或“立交桥”的方式，虽然满足一些学生升本愿望，但也冲击了高等职业教育，使其难以办出特色，也不能稳定人心。针对这一严重的状况，潘先生于2005年提出高等职业教育“类型论”的观念，批评了高等教育“立交桥”方式并非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最佳选择。他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不是一种教育层次，而是教育类型，应建立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高职也应该有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潘先生的高等教育“类型论”，对稳定和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对此，别敦荣说，“潘先生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四十多年里，一直勇立潮头、率领学界同仁闯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为高等教育屹立于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肖海涛说，“潘先生性格坚强、乐观、敢为天下先，闯出了一条高等教育研究新路，闯出一条‘中国制造’新的高等教育学科。”

　　40多年来，潘先生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始终是勇立潮头，与时俱进，这源于他刻苦学习的精神。王伟廉说，“潘先生理念新颖、观点超前，来自他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学习、学习、再学习。”他从不落后，总是与时偕行，站立于时代前沿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我这里再举一个我亲历的例子。我们生活在信息化时代和高科技时代，互联网+ 渗透到各个领域，智能机器人不仅广泛运用在工业、农业、国防等各个领域，而且运用到教育部门、中小学和高等学校。正当人们忙碌于智能化教学，推进教育现代化时，潘先生却站在时代前沿，发表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引领我们前行。2017年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潘先生在主旨报告中提出一个震撼全场的新观念。他提出，高等教育既要培养自然人，还要培养机器人，使之成为专门人才，首次提出“机器人伦理学”观念。他说：机器人向智能方面发展需要伦理的制约，机器人的培养要用法律控制，要有伦理的制约。机器人同自然人共同生存在新的社会中，如何和谐相处还必须具有新的伦理道德以及生活能力。这需要通过设计者对“机器人”进行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美育等，使之与自然人和谐共处，共同推动未来社会的发展。他强调指出，如何把机器人培养为未来人才，将是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但也开辟了广阔发展空间，需要各方面专家通力合作。这是一个全新领域，也是一个新问题。[6]

　　潘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理念新颖、观念超前的教育学家，他将我国高等教育引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领域。他活到老学到老，100岁仍坚持学习，因而始终能勇立潮头，与时俱进。

　　四、把事业当生命，无私奉献的精神

　　潘先生一生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教师，最喜欢的职业是做教师。他从15岁当小学教师起，做了一辈子教师，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杰出的教师、全国教师楷模。他之所以如此出色，并取得巨大成功，是由于他不仅把教师当作一般的工作，一般的职业，而是当作一生追求的事业，当作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说：“好教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而不能把教育岗位仅仅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有了为事业奋斗的志向，才能在老师这个岗位上，干得有滋味，干出好成绩。”[7]潘先生就是有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的发展、为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奋斗的志向。

　　数十年来，潘先生一直把教师职业当作事业，当作生命。他把全部精力、整个生命都献给了教育事业，正是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导致他崇高的人格，成就他丰硕的成果。

　　其一，职业是有特定任务的。作为教师，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上好课，教育好学生，承担一定的科研项目，担当一定的社会兼职，完成领导交办的事情，经考核合格，组织满意，学生满意就很好了，就是一名称职的教师了。但事业却不局限于这些份内工作的完成，而是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出发，从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高度出发，主动地去关注、担当，去努力学习，艰苦探索。长期以来，潘先生所从事的工作远远地超出了自己承担的任务，大多数是份外之事。如他创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学科，建立高等教育学研究基地以及硕士点、博士点，创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他花了大量精力，付出了艰辛劳动，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途径，他关注和探索高等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高等教育的体制建设、质量保障，关注和探索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国高考制度的改革等等。如果仅把工作当职业，完成分内之事就满足了，万事大吉了。若遇到困难曲折就绕道而行，或一推了之，但要把工作当作事业，就必须迎难而上，披荆斩棘，完成使命。正因为他把教育工作当作党和国家的事业，因此就把办好教育、育好人才这一党之大计、国之大计，看成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老教育工作者份内之事，是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所在，必须倾其全力，为之奋斗。

　　其二，职业是有特定空间的。教师职业的空间在学校、院系、教研室(所)，在这特定的教育空间里，完成特定的任务就可以了，而事业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空间。潘先生作为厦门大学副校长、教育研究所所长，本可以在厦门大学、在高教所完成本职工作就很好了，但他的足迹却踏遍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以及一些国家。因为高等教育事业是跨越学校、地域、跨越国家的，不可能局限于一所学校或一个地区所能完成的。比如创建高等教育学科，必须要有一个团队，要在多所高校试点，要建立全国性的学会。又如，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需要调研、交流、合作，那就不能局限在狭小的空间里。潘先生从黑龙江的黑河到海南岛的三亚，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云贵高原到青藏高原，从重点大学到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凡是哪个地区、哪所学校需要，他都义不容辞去指导工作，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潘先生96岁的高龄时，他应邀到我们上海师范大学讲学，研究生们近距离地与这位仰慕已久的、学富五车、幽默睿智的高教泰斗在一起，欢声笑语，深受教育和鼓舞。潘先生数十年来，扎根中国大地，走遍大江南北，不辞辛苦，到处奔波，就是为事业在奋斗，发挥无私奉献精神。

　　其三，职业是有特定时间的。职业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有固定的节假日，教师还有固定的寒暑假，而事业不局限于一定的时间。对于把事业当生命的潘先生来说，他工作的时间大大超越了规定的时间。数十年来，他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没有节假日、双休日，他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时间，几乎把所有生命时间都用于教学、科研、培养学生和参加社会活动之中。他从20多岁一直奋斗到100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珍惜时间就像珍惜生命一样，他从不把时间用于个人享乐上，而是花在他钟爱的教育事业上。他站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高度，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财富——时间。生命是用时间计量的，时间就是生命，他一心一意地把生命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如果把工作仅当作职业，斤斤计较上下班时间、退休的时间，那么到时就下班，到龄就退休，就可以回家休息、回家安度晚年了。而潘先生从青壮年到古稀之年、到耄耋之年都没有休息，直到100岁还坚持上班，坚持工作，以伟大的家国情怀、无私奉献的精神投身于教育事业。对此，胡建华说，“潘先生精神具体表现在崇高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心，潘先生不仅仅把职业当作工作，而是看作毕生奋斗的事业，为之奋斗。”

　　潘先生的责任心、事业心，不仅体现在创建高等教育学学科上、高等教育研究上，而且具体体现在努力上好每一节课上，体现在他对工作的高度热忱、高度负责。对此，朱乐平举了两个例子，我听了后很感动。2016年9月，厦门遭强台风肆虐，厦大校园一片狼藉，车辆不通，学生们劝潘先生不要来上课了。潘先生说，“不能耽误学生的学习，已经商定好的上课时间、地点，不得改动，必须按照原计划进行。”当他艰难地迈着蹒跚的步履准时到达教室时，在场学生无不动容，响起热烈掌声。他就是这样把事业放在第一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把学生放在第一位。2018年夏天，潘先生98岁，因患病住院，并动了手术，家人和学生们非常担忧，他却很淡定，很坚强，只要身体稍有好转，就抓紧时间学习工作。一般常人，包括年轻人，住院打点滴，动手术，做放疗等，情绪会十分沮丧、消沉，而这位“奔百”老人，在病榻上仍然在阅读教育方面的文章，审读教育部征询他意见的文件。每一个到医院去探望他的学生，看到这位身体瘦弱的导师，如此坚强的毅力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都深受感动，不禁潸然泪下。

　　潘先生总是把握时局潮流，时刻关注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体现一位老教育家高度的使命感和事业心。当他发现教育主管部门出现偏差或有不同看法时，总是仗义执言，挺身而出，拨正方向。正如王洪才所说，“他是勇者，勇者不惧，他敢于担当，敢为天下先，敢于主持正义。”卢晓中也说，“潘先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不仅体现在他对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而且体现在对国家高等教育重大政策的建言献策上。”

　　此外，潘先生还总是用事实说话，体现出他对我国教育事业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体现出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例如，教育部在继1995年提出“211”工程、1999年提出“985”工程以后，2017年又提出加强“双一流”建设方案。全国有137所高校进入“重点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的行列，这对于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也产生不同反响和后果。被列入“双一流”的学校欢喜鼓舞、弹冠相庆；没有列入“双一流”的高校，有的“烧钱”花巨资“买人才”、“买学科”，拼一流；有些没有希望进入“双一流”的高校，悲观失望，丧失信心；还有的学校内部相互指责，埋怨校领导无能。针对这一现状，潘先生从全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深刻地指出，我国目前有2000多所高等学校，每所院校都应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各自需要承担的任务，不应为了追求排名或头衔就放弃自己的特色，向统一的衡量标准看齐。他强烈呼吁将“双一流”精神应泛化到各类高校，让其各自争取属于自己的一流，从而达到高校多元化发展的目的，避免高校被逐渐“同化”，丢失原本的特色。潘先生的这一呼吁，犹如给所有高校注射了“强心剂”，激励每所高校从本校实际出发，本地实际出发，创办自己的一流，发展自己的特色。潘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对党对国家和人民赤胆忠心，把职业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虽然他并不在位，但始终在关注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始终在贡献自己的智慧。正是这种无私奉献精神，他博得了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赞扬，在人们心中享有崇高威望。

　　五、以生为本，大爱无疆的精神

　　潘先生用他毕生精力创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投身于高等教育研究和实践，勇立潮头，与时俱进，把职业当事业、当生命，毫不为己，无私奉献，充分体现他爱党、爱国、爱人民、爱教育的家国情怀，他不忘初心和使命，为实现理想信念，奋斗不息，矢志不移。正是这种大爱精神，潘先生也由此赢得了教育界和全社会的崇高敬意。

　　潘先生的大爱精神还体现在他对学生的爱，对教师的爱，对周围所有人的爱，他是一位大爱无疆的人。对此，韩延明说，“潘先生的教育理念是以生为本，他热爱学生、心系学生、潜心培育学生，育学生成长和成熟，授学生知识和智慧，教学生成长和成人，引学生创业和创新。”他爱院如家，爱生如子。王伟廉对此谈到，“潘先生爱院胜于爱家，爱生胜于爱子。”刘海峰也说，“潘先生十分关爱学生，关心研究生的学习，对学生的作业或期末小论文都是一丝不苟的而加以批改。” 潘先生积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每周六晚上在他家举行周末沙龙，20多年从没有间断，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获得各种信息。此外，他还创办了每周学术例会制度，即每周一上午不排课,留给学生、教师做学术报告，开展学术讨论，让学生在其中深受熏陶。

　　在撰写此文前我打电话给别敦荣，请他谈谈“你心目中的潘先生”。他脱口就说，“潘先生对人太好了、太好了，不管什么人，只要找到他，有求必应，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无论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关爱备至。”对此，吴岩说，“先生从教85年，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每一位学生都从心底崇敬他，敬仰他，除了学问、学术外，更多的是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先生的人格和精神的光辉深深的感染着每一个人，感动着每一个人，也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每一个人。”卢晓中也说，“潘先生的大爱包括对人，尤其是对学生的爱，不仅是生活上的关心，而是对人生的方方面面的关爱。每一个学生对潘先生都是有口皆碑，赞口不绝。”

　　潘先生对学生的爱可以从一些研究生的口述中得到证明。如西南交大的闫月勤说：“在我心目中，潘先生是一位全方位育人的典范，他不仅是课堂育人，传播知识育人，不仅是以身作责，高风亮节，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对研究生高标准、严要求，随时纠正我们身上的不足和偏差。当年，我在厦门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工作量大，很艰苦，我就自费住在招待所里。先生知道以后，批评我不该搞特殊化，坚持要我搬到校外租房，并发动师弟师妹帮我租到房子，他亲自帮我准备好生活用品，严慈有加，我感动不已，深受教育。”从东北黑河市来厦门大学攻读博士的青年教师宋丽丽也感慨地说，“我虽然不是潘先生直接指导的博士生，但潘先生是爱生如子、最温暖的人。先生听说我是来自东北黑河，关怀备至，问我生活习惯吗？表扬我跨越千里来南方求学不容易，嘱咐我南北温差大，要照顾好自己。先生在我心中，一直是教科书上才能看到的泰斗级人物，此刻对我如此关爱，句句话语暖入心扉。” 宋丽丽回忆潘先生周末沙龙，激动不已，她滔滔不绝道：“先生家的沙龙活动，特色而温馨，每周六晚上七点半开始，师生间漫谈，遨游在学术前沿。我们在享受学术大餐的同时，还有各种特色美食品尝。先生总是让大家吃完再走，吃不完就让大家打包带走，还不忘叮咛我们一句：年轻人肚子饿得快，要多吃一些！每次都是饱享脑福和口福，依依不舍地离开先生家。参加先生家的沙龙成为我每周最幸福得事儿。”每年春节，潘先生都邀请留校学生到他家吃饭，共度除夕之夜，让大家感受家的温暖。他的学生们说：“先生家的晚餐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有家的味道。”

　　潘先生关爱学生的事例不胜枚举，去年我亲自经历了一件事。我熟悉的一位青年教师罗志敏博士，写了一本关于大学校友问题的专著，要我请潘先生给他写序。他说，让潘先生给他写序不好意思，为了减轻潘先生的负担，他起草了一个初稿，请潘先生修改后签上字。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书稿和序的草稿，一并托人交给了潘先生。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潘先生不仅欣然答应，而且没有用那篇帮他拟好的草稿，亲自为罗博士的专著写了序。罗博士对此很激动：“潘先生这种对学界后辈的提携和关爱之情，让我感慨万分，终身难忘。不仅帮我的书稿写好了序，更重要是教会了我做人做事的道理”。

　　潘先生大爱无疆的精神，感动了每一个人，感染了每一个人，温暖了每一个人。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形成了一个十分温馨的、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集体，激励每一个人奋发努力，成才成人，并且带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凡是潘先生弟子所在的地方，都折射出一种潘先生精神。对此，田建荣说，“潘先生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在他的启示下，形成了一个和谐融洽、师生有爱、互动频繁、教学相长、开拓进取的学术共同体。无论在教育教学、学术研究，还是日常生活中，潘先生始终是我们的学术灵魂，教育教学的伟大导师和日常生活最贴心的知心人。”他还说，“在厦门大学高教所，潘先生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关心、呵护、指导、体恤每一个学生，在潘先生的影响下，厦大高教研究所形成的独特的氛围，是一种让人有归属感，永远不愿离去的家的味道，是许多毕业生已经离别多年后，却永远牵挂着的第二故乡的情怀。”

　　潘先生的大爱精神，还体现在他慷慨解囊，创建了潘先生高等教育基金会，以激励师生们在高教研究方面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潘先生把他在汕头大学兼职和在日本广岛大学合作研究所得的酬金全部拿出来，后来不断注入，个人的捐款达60多万元，共筹集有200多万元的基金。每年发放一次“懋元奖”奖教奖学金，旨在激励高等教育研究者秉承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秉承潘先生几十年来积极倡导并率先垂范的“板凳甘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学术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截止目前，已有120多位优秀师生获此殊荣。对此别敦荣谈到，“潘先生贡献突出，得到各种奖励无数。每获大奖，他总是把奖金全部拿出来拿给全院教职工，或捐给潘先生奖教基金。他平时过着俭朴的生活，把节省下来的钱帮助贫困学生，奖励优秀学生。”

　　六、未竟的结语

　　以上四个方面的精神，并不足以反映潘先生整个精神世界，只能说反映他一部分精神世界。潘先生之所以数十年来，直到期颐百岁，始终在学习、研究、工作。他的生命一直在绽放光和热，这与他的纯洁的、崇高的精神世界在支撑着他密切相关。然而，精神再崇高，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手不能写，脚不能走，整天躺在病床上，则不可能释放精神的能量。潘先生的精神世界之所以能大放光彩，与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密相关。潘先生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这也是我探索的内容。

　　科学证明，人的健康长寿，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遗传基因，二是坚持锻炼，三是良好的心态。潘先生遗传基因我没有考证过，但后两条我亲有所见，亲有所闻。我每次跟他外出开会，都可以看到他早晨起床后坚持打太极拳，中午都有休息片刻的习惯，从不暴饮暴食，起居很有规律。前几年，我请教过潘先生长寿诀窍是什么？他回答我两个字：动脑。我也请教过他的多位高足，潘先生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哪里？张艳辉总结道，“潘先生健康长寿有两大因素：一是多动脑。潘先生认为身体是受大脑指挥的，大脑运动比身体运动更重要；二是开朗的心态。潘先生有过坎坷曲折，夫人长期生病，文革期间下放劳动，工作中的压力，学科建设遇到的阻力，但他始终开朗乐观，以坚忍不拔的精神面对现实，克服困难，从不消极忧愁。”肖海涛总结了潘先生健康长寿的因素有五条：“一是精神开拓赤诚守望的事业；二是持之以恒受益终身的锻炼；三是立足理论关照现实的思考；四是乐观平易开放通达的心态；五是热爱祖国积极进取的精神。”张应强也说，“潘先生是一位视学术为生命的人，学术就是他的生命本质，不断开拓创新，学术常青，生命常青，这是他永葆青春的奥秘。”

　　美国科学家跟踪研究了1500多位高寿人群的秘诀，结论是“拥有良好的心态”。精神的力量和物质的力量是相辅相成的，相互转换的。潘先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浩瀚的精神世界，促成他成为健康的百岁老人，而健康的身体又促进他的精神世界得以绽放出灿烂的光芒。

　　参考文献：

　　[1]杨德广.潘懋元教授与我国第一本《高等教育学》[J].高等教育研究,2008(4):14-16.

　　[2][3] 潘懋元.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18.

　　[4] 潘懋元.教育外部规律辨析[A].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128.

　　[5] 潘懋元.中国当代教育文存•潘懋元卷[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7.

　　[6] 潘懋元.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 发展高等教育中国学派——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J].高等教育研究,2018(6):1-2.

　　[7]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