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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社会研究的学术构想与探索发现——《银翅》

  汉人社会研究的学术构想与探索发现——《银翅》

  ----庄孔韶教授访谈录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庆忠博士对庄孔韶教授的采访《穿梭于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庄孔韶教授访谈录》,全文刊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本文选编自其中第三、五部分,题目为编者所加。

  孙:在学界,虽然您在少数民族地区有过多年的行旅跋涉,但提及您对中国人类学的贡献一定首先说您的汉人社会研究——《银翅》。1991年,您在西雅图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曾制定了“中国北方汉人社会研究计划”,这项颇具创意的思考是基于怎样的学术思路提出的?时过20年之后重新回首这份研究计划,您和您的团队又做了哪些超越性的工作?

  庄:我想汉人社会的主题太大了。1989年接续林耀华先生的金翼黄村调研完成时,特别是在华盛顿大学博士后期间整理书稿时,已经阅读了萧公权、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很多人的著作,英语学术圈汉人社会宗族乡村理论根源之一就是林先生的义序的宗族研究简写本,那时英语学术圈受中文限制,没有得到中国学者在功能主义与平衡论后面的更深层的本土解释,包括国学的抽绎性解释。而且,无论何种解释都有一个在中国扩大区域研究的愿望,包括弗里德曼的学术忠告。正是他的忠告促使我想去我们住的北方,而以往汉人的理论多来自中国东南和华南。

  1992到1993年在西雅图,我有了从南到北的调查考虑,制定了一个“北方汉人研究计划”,得到郝瑞(Stevan Harrell)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支持。应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汉人社会研究兴趣,但师从林耀华教授必然会思考一种学术脉络,以及是否值得并加以推进。多年来我们的团队在前辈的影响下,完成了第一轮多人的组合性“回访”研究,我们的《时空穿行》及其各人的专著,反映了这种回访组合研究的反观法运用初衷,提供了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与场景的关联性解说。这本书的结尾有仔细的回访意义说明,其中之一是说,不是只限于以今天批评昨天,而是运用特定的时空观察机会提供社会文化过程的再诠释。

  在回访组合研究的同时,延续和扩展林耀华的汉人社会研究思路,离别东南到不同的地方去,北上或西去,需要提前考虑很多事情。有时并不需要采纳某些治学的态度,例如淘汰以往的一些重要解说模式,如士绅模式等,而是尽可能地借鉴他们的不同研究视角的成果。

  在所谓中华帝国,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理念与制度化选择与推广,那是一个崇化导民、以国统族的历史-空间过程,从中国教育与教化的进程也能清晰地肯定这一有意识的播化过程。还有,精英哲学与大众思维的贯通性,以及行为方式的传承,如直觉思维与风水实践等;我在《银翅》里强调了统一文字的文化认同意义,应该说,方言和汉字的文化意义不在一个水平上,前者被后者所涵摄。这也是国外汉学关注如此多样性文化的国度何以获得认同而不分不散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有人特别提到世界上的两个明显的文化播化“项目”,一个是儒家的思想与制度,一个是基督教播化。我们似乎无法否认中华帝国儒家的思想与制度历史性的成功的播化过程。而人类学在田野工作中,我们也能尝试理解哲学家所发明、政治家所强化、教育家和乡土文人所传播及最终由基层人民所实践的文化context互动流程。

  孙:在去年3月人大举办的林耀华教授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您提到现在林先生的传承与加盟弟子十几人已经累积了一支钟情于汉人社会研究的人类学代际团队,在华南以外的调查点已经扩展到全国十三个省区市。您作为领袖人物,如何评价这支团队新近的研究成果?学术关怀的焦点问题又是什么?

  庄:从北方汉人计划到今天,陆续大约有十几位年轻学者关注并研究汉人社会,我当然不希望他们过于偏激,推敲国内外学者长年积累的智慧,不要轻易否定,而是寻找有意义的新的观察视角。源出于林耀华的宗族研究,已有华北的“同姓不同宗”非宗族类型研究。近来兰林友在这一主题上发展了当代村庄结构和村治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禀性传承与中断并存的现象。杜靖近年来深化了对九族和五服的理念与实践探索。我想九族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亲属实践,当其落在丧葬场景时,自然引出了五服问题。作为一种制度的研究,明显看出他把五服-九族范畴考察落在亲属制度和社会组织上,无论在所谓的宗族社会,或是非宗族社会,五服范畴的变动性引人深思,这也许会成为基层社会组织构成诸环节的新的理论观察点。周泓在北方杨柳青等两地多点的缜密研究,尝试由村庄模式转向由市镇重新认识中国的途径,指出绅商引导市镇运作展现了传统乡绅村治的文化延续,从传统宗族引出的汉人社会的血缘、地缘和业缘之组合,市镇经济与乡土经济作为互为相属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因此,杨柳青成了传统宗族理念仍起支配作用的北方农商文化之路的重要案例。石峰的作品中,深入探讨了在强宗大族缺失的关中社会构成中,“官渠”和“民渠”主导性组织力量外,宗教组织和“社火”也卷入其中。他强调正是没有宗族,便为许多自愿性组织的生长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他的这个分析可以概括为“组织参与的置换逻辑”。其价值在于能说明复杂多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转的时空性差异。我们发现资源竞争不一定是经常的关系主题,矛盾聚集族群之间的联合与认同是可能的,来自同一个冰雹带下的族群合作携带着龙神的意旨,这是范长风在西北高原发现的极为少见的跨族群认同个案。而吕卓红的川西茶馆的研究表明,那里并没有出现欧洲咖啡馆的公民精神,不过是日常熟人社会的生活与民俗常态,亦完全看不到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感兴趣的那种“政治公共领域”,得到和王笛教授的同类观察相左的结论,其原因耐人寻味,等等。

  虽说这个团队的作品并没有理论限定,但帝国乃至如今的上下关系过程研究,需要吸取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几种解说模式之间的关联性也许更为恰当。不过,林耀华、费孝通、萧公权、弗里德曼、施坚雅(G.W.Skinner)、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黄宗智和萧凤霞等人的研究之外,我们取长补短的综合研究中,是在注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和重视理念和理念先在的影响研究。当功能、科学、资源、权力与关系的观察之余,理念及其制度的长期影响研究及其限定,是我们的特别关注点,也许正是这些年人类学忽略的角度。我想理念先在的思想在早年林耀华的《拜祖》中便存在,他肯定中国乡土社会儒家教化、乡规民约、国学诵读和耳濡目染的集体记忆与文化传递作用,认为报本来自于太古时代,我 想,报本和祭祖的生物-文化整体性是其根源,而且汉人社会后天附加的儒家文化“负荷”,导致了宗族与家族主义的拜祖思想先于祭田、族产、祠堂等物质条件,于是我们在讨论基层社会资源、权力和关系的田野论争中,不能忽视祭祖报本和儒家思想制度长期影响,当然,其影响的限度也应在讨论之列。我们说,在人类学田野实证研究中,地方理念与文化惯习传递的观察与研究并不是脱离物质关系与利益的研究,而文字与说教长久传递的理念意义总是在同时存在的制度保证下得到延续。我在《银翅》除了谈到古代宗法制与宋以后宗族实践的差别外,其前后的理念延续、转换清晰可见。顺便提到,“反观法”这里颇为好用。如今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和思考儒家思想等被限定,以及制度走向终结的条件下,理念影响基层社会的限度,这一延伸性讨论的意义也非同小可。我们的理念是在田野物质、组织和信仰整合基础上的理念意义,看起来人类学不能忽视这一点。

  孙:您在《银翅》里提出的 “反观法”和 “文化直觉主义”,在后辈的学术实践当中总是不断地被提起,成为汉人社会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诠释文化的概念。那么,我们该怎样在田野实践中体悟这种文化直觉?又该怎样理解文化直觉主义的价值呢?

  庄:去年4月我在洛杉矶人类学对话会上,除了谈电影外,还重申了文化的直觉主义。然而,说起文化的直觉主义,他仅仅是《银翅》3年田野工作后升华的一种文化认知的体验总结,并不是说这是一本直觉主义的专门作品。直觉是一种直接的认知方式,实际上是地方文化濡化、教化、惯习、关系、情感等文化整合的结果。我几年前阅读一本教育认知的书,作者强调teaching intuition,探讨直觉发生的教化积累。所以说,在一定条件和一定场景下的地方文化中呈现的瞬间直觉是可能的。应该说,直觉的发生在世界各族群文化中都存在。不过直觉思维及其伴随的行为方式之洞察与觉解,古今一直是汉人社会民众生活方式的重要成分而缺少研究。因此,我把黄村内外田野经历中的几件突出的文化直觉案例展示出来,形成《银翅》若干理念提升的总结之一。

  在田野中,面对调查对象,久而久之,当他的隐私都不避你了,或者他眼珠子一转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所谓的直觉就是要达到这个程度。拍摄《端午节》时,因划龙舟争执起来的瞬间,只有我知道谁跟谁一派,所以摄像机留下了一串眼神,那个眼神就是直觉,生人和记者拍不着这直觉,因为裁判是湾口的,所以就有了红牌。直觉是相对性的文化觉解,也就是说一下子看到底,消除了过程,这就是直觉。直觉不是不能教、不能学的,就像对人情世故的感知和理解。在中国的人际圈都有很多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事情吗?这种文化直觉很值得探讨,直觉是人类学田野深掘的收获,是深切认知的结果,应是中国哲学与认知人类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文化的直觉可能发生的族群范畴、文化范畴或区域范畴的大小,大概也涉及文化相似性和文化相异性的范畴问题,已经不用细说了吧。

  《银翅》的写作。专著本身也可以有多种写法。当年郝瑞推荐《银翅》在美国出版,出版社的反馈意见之一是不符合美国的写法,但是大改我不愿意。我主要的思路是,写作有自己的思路在里边,它也代表了一个区域文化的特征,这就是所谓的地方“文笔”。我觉得美国人也得了解另外一种文化里的写作文化,否则就不是人类学了。十几年前,我在长江三峡认识瑞典的一个自由撰稿人,他正好在追寻20世纪20年代一个瑞典人曾经走过三峡的路。当时他还写了一篇报道,在《远东经济评论》上报道了我们这一个小队是怎么做文化遗产保护的。虽是瑞典人,但他英文不是一般的好,后来我请他将《银翅》润色成很好的英文,最近当然有进入出版程序的好消息,编辑 一致认为英文“太漂亮”了。从1993年中文完稿到2010年出版社接收英文版,这么多年,我坚持透过古代中国文人的写作手法表现人类学思想,有时都没信心了,但最后“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当然你也得做好铺垫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