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文本的本土实验——评《金翼》和《银翅》

　　民族志文本的本土实验——评《金翼》和《银翅》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石峰

　　原刊发于《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第22卷总第90期)

　　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向来十分含混，多年来人类学在学科体系中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自主性地位。它与社会学的暖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尴尬的情状。如果一定要把两者作一个区分，那就只有人类学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即“田野工作”以及建立在“田野工作” 基础上的文本产品“民族志” ( eth n o g ra p h y，有人译为“文化志” )把两者区别开来。

　　对“民族志” 的写作及文本形式，历来有一些规范性的要求。如“民族志是这样一种研究过程：首先，人类学者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称为‘田野工作’，他们的方法也被称为‘田野工作方法’ 。完成田野工作之后，人类学者在以详尽的笔调叙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他们的描述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过程、异文化的情况以及人类学者的个人反思和理论观点的途径”。 ( 乔治・E ・马尔库斯，米开尔’M ・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 9 8 年39 页)或如“传统上，社会人类学者在进行研究时，通常是在做了长期的区域性调查之后，将所获素材整理出来写成专著，把这些素材当成是验证某种理论的证据，即eth n o g ra p h y 。 其中eth r- o g ra p h y 有体例上的规定，它们往往有一个理论和方法论的引言，其作用是把田野工作中发现的实证素材构合为一个论述架构，然后从社区，区域背景出发，人类学者把具体的素材组成章节加以罗列分析，最后，用分析过的素材创造出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形貌，并把这个形貌当成一面反思理论的镜子，用来评论思想界有影响的学说。概括地讲，“民族志” 的建构过程和文本的结构大体上是“理论--田野--理论”的三段式模式而用以表述的文体必须是严肃的论文体。

　　如果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发展历程作一个检阅，便会发现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 思潮的兴起，人类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表述危机” 。一些“后现代主义” 思想家如德里达提出要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并宣称‘‘要向同一性开战” 。受此影响，在人类学内部开始对早期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 ( 如进化论， 结构主义)及其在研究“他者” 时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反思和批评，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性知识” 得到强调和鼓吹。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只不过是地球上众多文化模式之一，并没有天生的优越性，非西方文化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在这种文化表述危机的语境下，西方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志写作进入了一个实验时代。

　　根据马尔库斯和费彻尔的观察和总结( 19 9 8 )， 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实验性行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以格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的兴起；二、围绕个人，自我与情感的“人观” ( p er -so n h 0 0 d )研究；三、把小社区与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过程褶结合的新的“社区研究法’；四、“从边缘看中心” 的文化批评：五、民族志诗歌、小说及电影等新的表现手法的出现。

　　马尔库斯和费彻尔以他们敏锐的洞察力把西方人类学的学术大势作了一个精致的梳理， 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回到中国本土社会，关注一下本土人类学者的研究工作，便会感受到他们正通过辛勤的劳动在不断超越和克服传统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志写作的种种不足和缺陷。 这其中当然要提到庄孔韶教授和他那部实验性十足的大作--《银翅》。

　　人类学为了研究社会文化的变迁，向来有对同一个田野点进行追踪观察的惯例。《银翅》 的调查点和林耀华先生在20 世纪4 0 年代的研究作品《金翼》 的调查点是同一个地方。 因此，《银翅》是《金翼》的后续性研究。作品反映的是中国东南( 福建)地区地方社会文化及其变迁。该书既描述了历时变迁轨迹，又分析了当地社会的共时结构与横向联系，时空二维被有机地揉合在一起； 且既有田野调查素材，又有大量的文献记载作为佐证，这种“二重证据法” 可说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典范。

　　《银翅》的实验性可以从三个相互连贯的方面来加以理解： 一、“直觉主义” 方法论； 二、“不浪费的人类学” 新理念； 三、多种文体的表现手法。

　　人类学是一门产自西方的学问。西方的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始终在规约着人类学的研究实践。 一些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肯认中西文化之间有一些根本性的差异。 如美国华裔学者吴森认为，西方文化有三大支柱：科学、法律、宗教； 中国文化有两大基石： 道德和艺术。 中西文化精神最显著的差异是：中国文化是艺术的，西方文化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是借着抽象的符号，利用分析和实证的方法从而对事物作理智的了解，目的是寻求真理。艺术的精神是借着具体的意象，传神活现，画龙点睛地表达一己的感受或价值判断， 目的是价值的欣赏和创造。科学精神以分析和逻辑推演为主。艺术方法却重直觉。( 吴森《中西道德的不同》，载余龙郁编《中西文化异同论》，三联书店，19 8 9 年)

　　对人类学用西方科学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文化，最终能否对对象达到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鲜有人提及， 甚至在最近的人类学本土化的大讨论中也未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不管是西方的中国研究人类学家，还是中国一些本土人类学家，如弗里德曼、施坚雅、费孝通，许烺光、 杨懋春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庄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前人忽视的问题。他说：“直觉思维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和古代众多哲人所取的认识方式，而且这种思维及及伴随的行为程序还构成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成分， 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特征。 现代哲学家多注意直觉主义高度发达的中国先哲经典分析而少涉及民众直觉思维与行为之分析，这便给中国现代人类学研究之探化留下了空间。提出该问题之重要性在于调查者在文献取材和参与观察时，若不能感受到中国人的直觉主义便不容易把握和理解一些田野工作场合所包含的重要信息及其涵义，甚至会发生人类学观察、解释、发掘论证根据上的错误或为‘科学地量化’ 所做的失败的努力” 。 ( 《银翅》 4 9 3页)

　　这个‘‘直觉” 在关于中国的人类学语境中，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被研究者的直觉思维及外化的行为； 二是研究者要运用直觉的方法来感知前者的“未尽之意” 、“言外之音” 。比如作者在第十一章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笔者很早就发现一些急躁的社会与人口的同卷者调查结果不准确，原因在于不了解中国农人思维及其表达之间的关联(他们是否告诉你?告诉你什么?为什么要告诉你?你的目的是什么?回答的没选择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等各种政治社会关系前提与文化前提，从而形成敏锐的社会场合性直觉思维与对策)。我曾在黄村以第一个月、第三个月和第五个月以后做生育态度的问卷和访谈试验，最终发现有不同的答案， 依次为： ‘只生一个好’ 、 ‘一男一女较如意’ 、‘二男一女最如意’ 。虽然在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政策约束下，第三个意向性答案符合笔者的问卷分析，而前两个答案则是受人们可以理解的理由所左右，因此是不真实的” 。 ( 同上，303页)因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是中国人， 而且作者对民众的直觉思维和研究者的直觉方法有相当自觉的体认，所以能够判断出答案的真伪。从这点来讲，人类学的“主位” ( em ic)研究法有其自身的优势。

　　相反，如果中国人呈现文化的直觉及行为未被人类学家所认识， 其单纯的逻辑分析， 表面上看环环相扣， 实为偏离思维的轨迹， 常见的现象是强拉文化现象来构筑理论大厦，“

　　因此设及中国人思想与行为过程的人类学著作不能只有文化的‘切片’ ，没有整体综合；只见逻辑，不见直觉； 只有预设理论去寻找逻辑过程的填充物，而无敏锐的直觉观察，这便会混淆结论之真伪。”“因此，关于中国文化与社会研究的学术论文结尾的‘结论’ 理应既容纳逻辑的实证的结论，也要包含文化直觉的体证。 ”( 同上，50 7 页)。 在《银翅》 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量的统计表格和数据， 以及一些分析和逻辑的论述， 另一方面还看到一些建立在直觉认知基础上的记录、解说和撰写。从人类学本土化的视角来看，《银翅》 与其它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民族志相比较更富有“中国味” 。

　　有鉴于传统民族志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论文表现方式的不足，庄师还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倡导“不浪费的人类学” 新理念。这个理念的要指“是指人类学家人个或群体在同一个调查点上将其学习、调研和理解的知识、经验、体悟以及情感用多种手段表现出来。著书立说外，尚借助多种文学形式，如小说、随笔、散文、诗、现代影视、影像作品，以从该地族群文化获得某种综观。……，似乎有点不满足本学科写论文的单项收获，好比农田上功能欠缺的收割机过后，还需要男女老幼打捆、脱粒、扬场. 乃至用各种家什跟在后面拣麦穗一样，尽使颗粒归仓。” ( 同上，简体字版序)于是在《银翅》文本之内，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文体杂然相处，有随笔、叙述、情景对话以及标准的论文体；在文本之外，我们可以拜读和欣赏到庄师的人类学诗、散文、影视作品《端午节》及大量的精美照片。这些作品既能独立存在，又可视为围绕“黄村” 形成的作品群，通过读和看它们，就可综观中国东南的地方社会和文化，从而达到人类学对文化“整体观” 的要求，丰富了民族志的表现手法。庄师对民族志表现手法的创新，其灵感可能是得自其师林耀华先生的小说体民族志《金翼》的启发。

　　写成于20世纪4 0年代的《金翼》，在人类学界可能是最早的民族志表现手法的实验性作品。 对这部作品学术界褒贬不一，如埃德蒙・利奇认为它是小说形式而不真实；雷蒙德・费思却赞誉它为“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 ；弗里德曼并投有因它是小说而在《中国东南的宗簇组织》一书中放弃对它的大量引用。林耀华先生对这部民族志为何采用小说体只是说这样做可读性高，除此之外，没有作更多的解释。笔者认为他可能是受两个知识背景的影响，一是中国传统文论所标举的“文以载道”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的作文要求，二是西方的影视人类学。就后者而言，从静态的照片片发展到动态的民族志电影，可以追述刊19 世纪末20 世纪初。18 9 5年雷格纳特拍摄了塞内加尔妇女的手工制陶。1922年，弗来贺拍摄了反映爱斯基摩人的《北方的那努克》并被奉为民族志电影的经典。4 0 年代初，贝特森和米德拍摄了《巴厘人的性格》和《三种文化的育儿方式》。20世纪20 年代末到4 0 年代初，林耀华先生正在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可能接触过这些民族志电影，加上他深厚的国学修养，这样启发了他采用小说体的形式来撰写民族志。

　　如果把《金翼》和《银翅》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一、它们之间的学术传承脉络清晰可辨； 二、就两者的实验性而言，《银翅》有更多的理念和明确的主张，且把前者的实践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不能不说是学术事业的一个进步。当然，对实验性作品不能作过多的褒贬，它们的未来发展，不外乎有两种可能性：一、因失败而遭否弃，二、暗示着一个新范式的到来。